布克凯尔特人（通常指古代凯尔特文化中的一支，可能为考古学界对某类特定凯尔特遗存的命名或误译，实际应理解为“博伊亚人”或“布瓦耶人”等类似族群）是欧洲铁器时代重要的文化群体之一。尽管“布克凯尔特人”并非一个广泛认可的学术术语，但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出发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泛指活跃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、分布于中欧、西欧及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各部族。通过对墓葬、聚落遗址、金属器物、陶器以及宗教遗迹的系统性发掘与研究，现代学者得以重构这一古老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图景。这些物质遗存不仅揭示了凯尔特人复杂的社会分层，也展现了其农业、手工业、贸易、战争与信仰活动的丰富面貌。
从社会结构来看，凯尔特社会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。考古证据显示，其社会组织以部落为基础，每个部落由若干氏族构成，而最高权力通常掌握在贵族阶层手中。在法国东北部的拉坦诺文化遗址中，大型贵族墓葬频繁出土，陪葬品极为奢华，包括青铜战车、金饰、进口葡萄酒容器以及精美的武器。例如，德国巴登-符腾堡州的霍赫多夫墓葬中，一位男性贵族被安葬于木椁之中，身旁放置有黄金项圈、象牙权杖和装饰繁复的饮具，显示出其极高的社会地位。这类墓葬的存在表明，凯尔特社会已发展出世袭贵族制度，权力与财富集中在少数精英家族手中。部分墓葬中女性也拥有大量贵重陪葬品，如法国维克斯女墓中的黄金饰品与铁制武器，暗示女性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掌握政治或宗教权威，甚至可能是女祭司或部落首领。
凯尔特人的日常生活以农业为核心。考古发现的村落遗址普遍位于河谷或丘陵地带，便于耕作与防御。房屋多为圆形或椭圆形木构建筑，屋顶覆以茅草，内部设有火塘与储物区。在英国南部的埃夫伯里遗址群中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规模的农田系统与牲畜围栏，表明当时已有集约化农业生产。主要作物包括大麦、小麦、燕麦和豆类，同时饲养牛、羊、猪等家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凯尔特人已掌握轮作与施肥技术，土壤分析显示部分田地存在长期耕作痕迹。铁制农具如犁铧、镰刀和锄头的广泛使用，显著提高了劳动效率，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手工业在凯尔特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，尤以金属加工技艺著称。铁器时代中期，凯尔特工匠已能熟练冶炼铁矿，并制造出高质量的工具与武器。在奥地利哈尔施塔特遗址中，大量铁剑、矛头与盔甲出土，显示出军事装备的高度专业化。与此同时，青铜与黄金工艺也达到极高水准。凯尔特艺术家擅长制作螺旋纹、动物纹与几何图案的装饰品，常见于胸针、耳环与盾牌表面。这些工艺品不仅用于日常佩戴，也作为身份象征在仪式场合使用。陶器制造业同样发达，手工捏制与轮制陶器并存，器型多样，包括炊具、食器与储存罐。部分陶器表面绘有彩绘或刻划符号，可能具有宗教或记事功能。
贸易网络是连接凯尔特各部落的重要纽带。考古证据表明，凯尔特人积极参与跨区域交换活动。在法国马赛附近的古希腊殖民地遗址中，发现了大量来自意大利半岛的陶器与玻璃制品，而凯尔特地区的琥珀、锡矿与奴隶则被输往地中海世界。货币的使用也逐渐普及，尤其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，许多部落开始仿照希腊与罗马钱币铸造自己的银币与金币。这些钱币上常刻有部落标志或神祇形象，既是经济工具，也是政治认同的体现。道路系统与河流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，一些重要聚落如法国的比布拉克特与英国的韦德古城，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。
宗教信仰深刻影响着凯尔特人的日常生活。考古发现的祭祀场所多位于森林、湖泊或山顶，符合古典文献中关于“德鲁伊教士在神圣林地举行仪式”的记载。在英国柴郡的利克湖遗址中，考古学家打捞出数百件献祭物品，包括武器、盔甲、车辆部件与人骨，推测为战后还愿仪式的遗存。这些物品被有意损毁后投入水中，象征与神灵的沟通。雕像与神庙遗迹也陆续被发现，如法国雷恩出土的墨丘利神像与高卢神苏塞洛斯的铭文碑刻，反映出凯尔特宗教与罗马文化的融合趋势。德鲁伊作为知识阶层，在教育、法律与医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但他们不留文字记录，使得其具体职能仍存争议。
战争在凯尔特社会中具有双重意义：既是生存手段，也是荣誉象征。大量武器随葬现象表明，武士阶层地位崇高。长剑、圆盾、战斧与投枪是常见装备，部分贵族甚至拥有战车。凯撒在《高卢战记》中描述凯尔特战士勇猛善战，常以突袭与伏击战术对抗罗马军团。考古发现的战场遗址，如德国哈尔施塔特附近的冲突遗迹，出土了密集的箭镞与破碎兵器，印证了频繁的部族征战。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，许多凯尔特部落被迫迁徙或被同化，其独立社会结构逐渐瓦解。
通过考古发现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布克凯尔特人（即广义凯尔特人）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轮廓。他们建立了以贵族为核心的等级社会，依赖农业与手工业维持生计，通过广泛的贸易网络与其他文明互动，并在宗教与战争中表达集体认同。尽管缺乏书面文献，但物质遗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古老民族的珍贵窗口。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，如遥感探测、DNA分析与同位素检测的应用，未来对凯尔特社会的研究将更加深入，进一步揭示其在欧洲文明演进中的独特地位。
